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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实践探索与目标指向
发布时间:2022-05-13        浏览次数:        

  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是党在革命历程中锻造的精神品质和长期执政中总结的制胜之道。在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中,自我革命贯穿于中国政党建设的全过程,推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辉煌成就。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仍然需要持续推进百年大党自我革命,以领导型、使命型、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为目标指向,推进党的事业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臧秀玲,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政党政治、党的建设、当代资本主义。主要著作有《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变革及趋向》(合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问题研究》等。

  自我革命是中国着眼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治过程。自我革命作为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贯穿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之中。2015年,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勇于自我革命”的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深刻剖析了自我革命与执政党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使自我革命成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时,明确指出“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3]。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在经受风险挑战、战胜困难挫折中锤炼出的鲜明政治品格,是中国成功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实现建党与兴党、建国与强国的必然遵循。一方面,中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正视党内的现实问题,祛除党内的落后因素,不断提升治国理政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属性,坚守的理想信念,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中国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要求,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自我革命已经成为党的政治基因,是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锤炼意志的内在动力,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

  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的鲜明品格。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制定《者同盟章程》和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围绕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等重大实践,就蕴含着自我革命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处于自我扬弃、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运动之中,在追求人类解放、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历史运动中,“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4]。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进行伟大的革命,就必须进行“两个彻底决裂”,既要改造以“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为主体的客观世界,又要改造以“传统的观念”[5]为代表的主观世界,实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机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同样强调“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革命理念融入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之中。自我革命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革命主体与革命客体之间的创造性转化,强调“刀刃向内”,着重解决革命者自身的问题。中国始终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我革命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自觉成为的坚定信仰者、坚决捍卫者、忠诚践行者。

  自我革命是中国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自我革命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中国组织建设的具体政治实践,是保持党组织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正如列宁所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7]构建先进的革命政党是中国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组织保障。从人员结构上讲,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党组织的阶级构成中,工人阶级党员长期处于相对少数,需要通过严格的政治训练和思想教育,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保障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确保党的正确政治方向。从组织关系上讲,保持健康的党内关系是中国形成强大内聚力、克服艰难险阻的有力保障。中国组织内部往往以“同志”称呼,旨在用既讲感情又讲原则的同志关系打破团伙主义、山头主义等结党营私的人身依附关系,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从组织原则上讲,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中国拥有严密组织体系的制度保障。自我革命是中国组织体制内部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变革,民主集中制确保了中国能够依托自身组织力量实现自我革命,而不是运用其他外部力量,从而使中国能够真正代表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成为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自我革命是中国在革命斗争中锻造的精神品质。一方面,中国的革命特质与其生成环境和奋斗历程密不可分。正如习总书记强调的:“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8]中国作为外生型政党,诞生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遵循着“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运用革命方式彻底推翻旧政权和旧社会,彰显出强大的革命优势。面对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中国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在与阶级敌人和反动势力进行彻底革命的同时,也在围绕自身的错误进行自我革命。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干事创业中磨炼意志、在风险挑战中提升本领,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自我革命是维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导地位的重要举措,也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变色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传播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与无政府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改良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斗争。应对传统封建专制思想和等级观念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中国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通过自我革命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党的集中领导和绝对权威,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伟大建党精神是自我革命精神的生动诠释,是对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的凝练,激励着中国人始终保持革命斗志和革命精神。

  自我革命是中国在长期执政中总结的制胜之道。在百年历史演进中,中国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向全国执政、从封闭半封闭条件下执政向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执政的深刻转型。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9],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是中国赢得人民支持、实现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只有自我革命,才能实现政党的阶级利益与人民的整体利益有机统一,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内化为中国的利益诉求。人民群众是中国实现自我革命的最大底气,也是自我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但同时,党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10],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始终警惕苏共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一旦政党沦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就会丧失人民属性。只有通过自我革命,才能警惕政治权力对党性的侵蚀,防止权力持有者滥用职权、腐化堕落,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通过自我革命,才能防止市场条件下资本逻辑对党性的侵蚀,抵御物质财富和金钱名利的诱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面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尤其是面临“四大挑战”“四种危险”的突出问题,只有通过自我革命,才能牢牢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战略主动权,筑牢党长期执政的根基。

  自我革命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全过程。尽管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中国时刻保持着自我革命的精神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自我革命完成政治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成立之初,便深刻认识到自身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对党的建设提出严格要求。随着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党员人数的增加,中国在积极吸纳工人党员的同时,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增强中国的阶级意识和理论修养。针对党内存在的个别投机腐败分子,中国保持着高度警惕。1926年8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发布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明确提出“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11]。党还通过建立、巡视监察等监督制度和监督机构,推进自我革命。

  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中国迅速召开“八七会议”,纠正党内存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方针,实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并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锻造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不仅是因为会议批判了“左”倾错误,确立了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更在于这是中国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面对抗日战争日益严峻、民族危在旦夕的形势,瓦窑堡会议进一步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否定了王明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观点,并第一次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为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法指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破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彻底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左”或右的错误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展了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自我革命。

  随着全国范围内解放战争的胜利,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指示,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12],警惕党内可能存在的骄傲自满、贪图享乐思想,激励全党要居安思危,保持忧患意识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进驻北京之际,同志提出“赶考”命题,明确提出“不要做李自成”[13],这不仅是在克服党面临的“本领恐慌”危机,更是在解决中国的先进性问题和长期执政问题。在不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自我革命实践中,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自我革命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执政党的政治角色意味着中国与国家政治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工作重心由夺取政权转为加强政权建设,这对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新的要求。少数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问题,极大地破坏了党群关系和党的形象。1950年中国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整风运动,其实质是“赶考”精神的延续,着重实现党的作风建设的自我革命。

  这一时期,中国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主要开展以运动式为特征的自我革命实践,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951年开展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1953年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为内容的“新三反”运动,“反官僚主义”贯穿管党治党的全过程,成为全面执政条件下中国自我革命的重要标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经济成分、阶级关系、社会矛盾等发生了深刻变化。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1957年4月党再次以“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进行整风运动,旨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14]。针对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中国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主动纠正的自我革命实践。比如,1960年同志撰写《十年总结》一文,1962年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同志等中央领导人带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效遏制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

  同时,中国还从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和实践方法等方面加强党的建设,推动自我革命的规范化发展。1949年,中国成立了以朱德同志为书记的中央委员会,以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1955年,中国成立了以董必武同志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并通过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细则》,为加强党内监督和党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组织保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关于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为加强自我革命提供了具体指导方法。

  在这一时期,由于采取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等“左”的错误方式,偏离了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出现了“文革”错误,但从主观上来讲,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官僚主义作风,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中国始终坚持自我革命,才能引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以自我革命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面对“文革”期间党和国家事业遭受的巨大损失,中国以非凡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纠正极“左”错误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改革开放初期,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基础之上,中国的自我革命实践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延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自我革命的成功经验。1983年10月开展了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15]为任务的整党运动,明确指出“我们党完全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阴暗面,纠正自己的错误,更加生气勃勃地前进”[16],彻底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解决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的不纯问题。与以往的整党运动不同,这次整党运动明确了整党的步骤方法、具体执行、验收标准、领导工作、巩固成果等内容,避免了疾风骤雨式的革命斗争方式,具有明显的制度化倾向。二是在组织上,适应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现实需求。1980年8月同志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明确指出党内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官僚主义、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针对干部老龄化的突出问题,中国创造性地设置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使老干部作为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承担“传、帮、带”的责任,有序推进了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实现了新老干部的有序交替,完成了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队伍的自我革命。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中国清醒地认识到“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17]。针对国际运动遭遇的巨大挫折,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清晰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18],进一步强调了自我革命的重要性。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将党的建设视为“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六大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制度建设”,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19],自我革命随着党的建设布局的逐渐完善而不断深化。

  这一时期,自我革命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实践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展周期性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国有序推进思想教育活动的规范化、常态化,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主要包括:1995年开始的“三讲”教育、2000年开始的“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2004年开始的保持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8年开始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010年开始的创先争优活动。二是建立健全自我革命的制度和法规体系。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先后6次修改党章,全党制定出台了2万多件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20],逐步构建起以党章为根本的党内法规体系,尤其是《中国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法规,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自我革命开启长期执政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中国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开创了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1]的论述,深刻阐释了“自我革命”的基本内涵。中国认识到腐败问题不仅是纪律问题和作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威胁到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因素,“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22]突出强调自我革命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中国以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为抓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败斗争,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自我革命的具体实践。截至2021年6月底,“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3.7万件,党纪政务处分55.8万人,”[23]有效遏制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四风”问题。中国持续推进反腐败高压态势,形成“打虎”“拍蝇”“猎狐”同步推进的反腐败新格局。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到2021年5月底,立案审查中管干部453人,处置关系到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的人员35.9万人,追回外逃人员9165人,[24]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实现了党的建设从宽松软向严紧硬的彻底转变,有效提升了党的执政形象,赢得了党心民心。

  在自我革命的实践探索中,中国高度重视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政治建设,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突出位置。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使党的建设体系更加科学和完善,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这一时期,在思想建设上,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党史学习教育,党内先后开展五次集中教育活动,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拓展、由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强化党员的政治意识和思想觉悟。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坚持制度治党与依规治党的协同推进,健全完善自我革命的制度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党内法规体系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推进治国理政中的突出作用,巩固自我革命的制度化成果。新时代以来,自我革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效清除了党内存在的安全隐患,化解了党面临的政治风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习总书记强调:“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25]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仍然需要明确自我革命的目标指向,争取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取得更大成就。

  作为领导型政党,推进自我革命需要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确立”,即“确立习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26],这不仅是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经验总结,更是持续推进自我革命的根本遵循。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需要以领导型政党建设为导向,突出强调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指导思想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政治保障。同志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7]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坚定全党信念、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举措,是百年大党焕发生机活力的政治需求,是党心民心所向。习总书记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高尚情怀和人格魅力,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推动党的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赢得了党和人民的真情爱戴和衷心拥护。落实“两个确立”,必须增强“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

  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思想基础。在中国的百年奋斗中,始终伴随着与“左”或右的思想斗争。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教育全党,才能为自我革命和党的建设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引。同志曾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8]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根植于新时代中国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持续推进自我革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引领党的建设,准确把握客观规律,提升思想水平和理论素养。

  作为使命型政党,推进自我革命需要时刻铭记中国人的初心与使命。习总书记强调“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29]。中国作为使命型政党,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进政党组织,拥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和远大的政治目标。持续推进自我革命,就要将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自觉承担中国的历史使命。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政党承担着无产阶级解放和最终实现的崇高使命。新时代以来,党和人民砥砺前行、艰苦奋斗,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但仍然需要准确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清醒地认识到实现人类解放的艰巨性。坚持自我革命,就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保持对实现的历史自觉和使命担当。

  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非凡成就,当今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但同时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面临诸多新机遇新挑战,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不为风险所惧,不为干扰所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30]。中国要坚持“胸怀天下”的价值追求,拓展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吸收人类历史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进自我革命,需要发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精神,将党的现代化事业与人类的前途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共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为学习型政党,推进自我革命需要增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早在延安时期,同志便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31]。学习型政党是中国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焕发强大生机活力的重要法宝,是中国的独特优势和优良传统。推进自我革命,需要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增强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实践本领。

  要直面问题,坚定历史自信。“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32]保持高度的历史自觉是中国进行自我革命的力量之源。全面总结历史作为党直面自身问题、改正错误过失、吸取经验教训的重要方式,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历史自信,“三个历史决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思想的形成。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迎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党百年来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确立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要领悟真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33]广大党员干部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学习理论和工作实践中充当先锋模范角色,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一方面,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悟真理力量和思想真谛,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水平,增强党员意识和党性修养。另一方面,要勇于实践,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用典型事例教育党员、用先进人物激励党员,将党员的自我教育和党组织的集中教育有机统一,优化学习教育内容,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为服务型政党,推进自我革命需要坚持人民至上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坚持人民至上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仅是对党员干部的道德要求,而且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早在中共七大上,便明确将“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党员义务写入党章。作为服务型政党,中国遵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逻辑,将人民群众的认可作为自我革命的基本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评价自我革命的重要标准。

  要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落实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从将“群众路线”视为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到新时代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始终是党进行自我革命、加强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一方面,坚持走群众路线,表明中国不仅积极吸纳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而且主动引导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有别于西方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充当“中介”的角色,充分展示出强大的政治优势和民主效能。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弊端,实现了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与“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的有机统一,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推进自我革命,需要深入人民群众之中,促进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习总书记强调:“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34]一方面,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党主动发现现实问题、主动了解群众需求的工作方法。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减少工作过程中的失误,找准并解决实际问题,实现自我革命。另一方面,接受群众监督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外部动力。实现有效的群众监督,不仅要增强人民群众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而且要拓展人民群众监督的方式与渠道,营造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社会风气,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意见最突出的问题。

  作为创新型政党,推进自我革命需要提升党的革故鼎新、守正出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是实现党的建设与时代发展相向而行的前进动力。建设创新型政党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转变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是自我革命的基本遵循。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35]以“守正”为前提,以“出新”为要求,为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

  要树立底线思维,明确政治规矩和制度法规。一方面,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策。中国作为组织严密的政党组织,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行之有效的约束性规范。自我革命不仅要求党员对党的宗旨、章程和纪律怀有敬畏之心,更需要将党的规矩转化为自身的行为习惯,自觉约束自己。另一方面,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在自我革命的制度实践中,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长效机制和科学管用的防错纠错机制,明确权力的边界,规范行使权力。

  要坚持解放思想,探索实践创新的科学方法。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解放思想是推进自我革命的思想路线。习总书记强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36]自我革命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要打破主观偏见和常规做法,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新思维观念和思维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组织生活方式,也是中国改正错误、弥补不足的重要手段。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解决党内突出问题、转变党的工作作风的重要方式,有助于纯洁队伍、统一思想。健全党内监督体系是党及时发现问题、纠正行为偏差的有效措施,有助于解决党员干部的“乱作为”“不作为”“懒作为”等问题。

  (本文系2021年山东省社科专项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题重点项目“习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研究”阶段性成果;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贾晓强对本文亦有贡献)

  [1][33]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2、68页。

  [2]张晓松、朱基钗、杜尚泽、桂从路:《为了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侧记》,《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3日,第1版。

  [3][26][3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1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9、3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8][29][34]《习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0、531、533页。

  [10][36]《习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67、87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8页。

  [12]《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传》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67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7页。

  [15][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5、334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18]《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20]王伟国:《国家治理体系视角下党内法规研究的基础概念辨析》,《中国法学》,2018年第2期。

  [21][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9、42页。

  [23][24]兰琳宗:《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11月9日,第1版。

  [25]《全党必须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人民日报》,2019年6月26日,第1版。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5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91页。